比较鲜明的便是房地产广告，靠近市中心的便是“城市中的贵族”，有几所学校孩子便“赢在了起点”。商家在抬高自身之余，其实也在无形中打压了那些“住得远还输在起跑线”的家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社会学者的权威研究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报告都告诉我们：在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是非常少的。

2003年至2005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针对3000多户家庭进行了大型的中产阶层调查。结果显示，85.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但课题组根据经济条件、职业分类、教育层次以及自我认同等主要指标进行了深度的考察，得出的真实数据是：中国五大城市中中产阶级占比仅为11.9％。

前文中已经提到，及至2008年中国社会依然是“洋葱型”结构，然而在此之前，“中层意识”便已占据了社会主流，多数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中层。主持这项调查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认为，这是因为传媒使用的“中产”一词并不严谨。

广告作为媒介之一，对这种意识的塑造也起到了不可推脱的作用。

90年代到2000年初，中国中产阶级的工作大多依附于体制和权力体系。人数少、底子薄，使得媒介形象更多以境外形象为参照。那时候经常会看见一个老外在电视里用蹩脚的中文劝你“买药认准四大叔”、“洗洗更健康”……当然这些更多是以中产家庭为基础。

跳出内地来看，独立于国际4A之外的台湾意识形态广告公司，对中产有着更为入髓的理解。他们会思考“有了爱情之后，你还需什么？脑袋……有了知识之后，你还需要什么？知识”，也会去告诉世人“服装是一种高明的政治”。

在许舜英的创作下，日常的消费有了更深刻的担当。只可惜意识形态广告倒下之后，许舜英如今也开始拍海澜之家了。虽然老姜仍辣，但面对中产语境的易位，许舜英的文案也少了当年的犀利。

在加入WTO以后，中国解除了“外资不得控股广告公司”限制，广告业对外资全面开放。奥美、李奥贝纳等国际4A广告公司高举着“本土化”的大旗加强了宣传力度。特劳特也带着他的《定位理论》席卷了中国。

这些跨国公司犹如一所学校，一方面将中英文夹杂的腔调传染给了中国广告商，另一方面又把许多营销理念传递给品牌商。假如你在某企业的市场部里发现有人使用4W、6P、USP等工具模型，那他多半曾经接受过广告公司教育。

在营销从业人员的合谋之下，一个大型的中产幻境被构建成型。他们让许多普通人深信每天拿一顿饭钱喝星巴克的人比在工作时喝白开水的人更懂得宠爱自己；花三个月工资买一个包包便离奢侈又进了一步；爱老婆孩子最好的房子就是房子要有保姆房……反正这些商品的总价换算到使用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便宜得像不要钱似的。